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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国家级”不是一张终身门票：5家摘牌
近日，商务部发布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结果，广东揭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五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序列。这是退出机制落地以来，单次清退力度最大的一次，标志着国家级园区告别“身份终身制”，城市与园区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争取“国家级”牌照，是地方开发区的重要目标。拿到金字招牌，就意味着政策、土地、招商信用多重红利加持，不少园区把重心放在“拿牌子”，而非练内功（新京报）。而本次五家被摘牌园区横跨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说明淘汰不分地域，考核只看发展实绩。
很多人存在误区：摘牌不等于撤销园区。园区实体依旧存续，只是不再享有国家级经开区政策待遇，同时所在省份两年内原则上不得再申报新的国家级经开区，这对地方是实实在在的约束（商务部）。
考核的指挥棒，早已不再单纯比拼GDP规模。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亩均产出、绿色低碳、统筹协调五大维度构成完整评价体系，外资外贸、研发投入、土地利用效率，都是硬指标（中国政府网）。这套规则告诉地方：不是挂上国字号就可以高枕无忧，躺在政策红利上吃老本，就会面临出局风险。
由此，城市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拼增量、抢牌照、扩规模，转向拼存量、重质量、提效能。以往各地热衷于新设、升级各类园区；如今更多转向内部整合，撤并弱小园区，集中资源做强优势平台。辽宁、内蒙古等地已经开启省级开发区的整合压减，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
当然，退出并非终点，而是倒逼改革的起点。历史上已有园区摘牌之后，重塑产业赛道，重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案例。摘掉牌子之后，地方可以重新梳理产业定位，聚焦自身资源禀赋，补齐产业、创新短板，未来仍有再次冲击国家级的机会。
这场园区洗牌，也给城市发展带来启示。政策红利只是外部条件，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产业根基、创新能力与土地产出效率。未来，无论是城市还是产业园区，“重申报、轻运营”的时代已经落幕，以质取胜才是长期生存之道。
02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在7月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自1984年设立首批14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级经开区）以来，国家级经开区坚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创新，已经逐步成为稳外贸稳外资主阵地、新质生产力发展集聚区、区域协调发展强引擎。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2025年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8.4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近1/4，集聚了11万余家外贸企业、7万余家外资企业。国家级经开区利用外资质量持续提升，苏州、广州、合肥等地国家级经开区已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的聚集地。
二是科技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截至2024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众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1.9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为提升创新效能注入不竭动力。例如江苏27家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先进级以上智能工厂585家，占全省三分之一。
三是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作用不断增强。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要素条件、产业优势，积极开展园区间项目对接、合作共建，推动一批核心配套项目落户中西部经开区。2024年，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与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开展合作共建、国家级经开区对口援疆援藏援助边（跨）境合作区事项比上年增加99项。
四是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国家级经开区结合实践，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目前，超90%的国家级经开区采取“管委会+公司”管理模式，其他采取区政合一或公司制。同时，国家级经开区与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联动发展，发挥开放载体叠加优势，形成多方面制度创新成果。例如天津量身定制5家国家级经开区与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实施方案，落地58项创新举措。
下一步，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03牌子减少背后，是竞争逻辑的迭代
压减园区数量，并不天然带来产业升级。开发区“瘦身”之后，怎样“健身”才是关键。
园区需要重新建立清晰的产业边界。一个经开区能否形成竞争力，不在于产业目录写得多么丰富，而在于能否围绕少数主导产业形成龙头企业、配套企业、研发机构、生产性服务业和技能人才之间的稳定联系。而评价园区实力的尺度也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更容易被看见的是园区面积、投资总额和企业数量，今后更能决定要素配置的，将是单位土地产出、税收贡献、研发强度、能耗水平、项目投产率和企业成长性。
开发区还必须回到专业化企业服务的本位。商务部2025年印发的工作方案提出，推动园区行政管理主体与开发建设主体相对分离，优化园区运营模式，省市级涉及经济管理的审批权限应放能放尽放。今年7月30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目前超90%的国家级经开区采取“管委会+公司”管理模式，其他采取区政合一或公司制。
“管委会+公司”的目的不是简单成立一家平台公司。在这一模式下，通常由行政管理主体侧重审批和公共服务，市场化主体承担开发建设和园区运营。两者边界能否厘清，园区能否减少行政负担、增强专业服务能力，比改变机构名称更为重要。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张晓涛认为，国家级经开区管理制度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重视系统集成和协同配合，推动政策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顺畅衔接。尤其需要倾听市场声音，解决部分地区和部门服务观念不强、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
更深一层看，这轮调整也是城市竞争方式的变化。
在增量扩张时期，开发区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空间和政策竞争：谁能提供更多土地、更低成本和更快审批，谁就可能获得项目。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城市之间比拼的则是能否在有限空间内形成更高的经济密度，能否为企业提供研发、人才、供应链、金融和国际市场服务，能否让产业在本地不断迭代，而不是随着优惠政策变化不断迁移。
行政级别也无法替代市场选择。一个缺少企业、项目和产业联系的国家级经开区，不能因为级别高就长期保留；一个没有国家级牌子的园区，也可能因为专业化程度高、产业特色鲜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五家经开区退出“国家队”，不是开发区这一发展模式走向终结，而是意味着经开区正在被重新定义。当经开区不再是一种可以永久保留的身份，城市之间一场更真实、更有助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竞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