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合肥市政府正面临一个足以影响未来数十年命运的抉择：是否拿出全年财政收入的80%投入京东方六代线项目？彼时液晶显示产业被外资垄断，一条生产线动辄百亿的投资让金融机构望而却步，投还是不投？——投！

正是这个看似冒险的决定，开启了合肥从“三线城市”到“产业高地”的逆袭之路。这座被誉为“最牛风投城市”的地方，凭借以基金为核心的资本招商模式，在短短十余年间实现GDP突破万亿、跻身“新一线城市”，更完成从“家电之都”到“显示重镇、IC之都、新能源汽车之城”的华丽蝶变。

一、合肥产业发展的破局与升级

合肥的产业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政策招商”到“资本招商”的关键转型，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城市能级与产业竞争力的跃升。

（一）1.0：筑牢产业根基

21世纪初，合肥依托“给政策、给资源”的传统招商模式，率先在家电与光伏两大领域形成产业集群。在家电产业领域，合肥凭借区位与成本优势，吸引美的、海尔、格力、惠而浦等头部企业落户，逐步建成“中国家电产业基地”。合肥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四大件”产量达6461.03万台，同比增长12.4%，其中冰箱、洗衣机产量均创历史新高，分别达2382.37万台、2688.62万台；核心零部件压缩机、电机产能超3000万台，其市场份额连续7年居全国之首。

在光伏产业领域，合肥以“打造光伏应用第一城”为目标，集聚阳光电源（全球光伏逆变器龙头）、通威、晶澳等企业，构建起完整产业链。但传统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土地、税收优惠等资源投入易陷入“同质化竞争”；对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吸引力有限，合肥亟需更适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招商模式。

（二）2.0：“无中生有”育新业

2005年，合肥正式迈入“资本招商”时代。以政府基金为核心工具，通过股权投资带动重大项目落地，逐步形成“芯屏汽合”（芯片、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急终生智”（应急与公共安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格局。

新型显示产业：通过投资京东方6代线、8.5代线、10.5代线（全球首条），累计投入超1000亿元，形成“从沙子到整机”的全产业链。2024年该产业产值达1235.35亿元，同比增长21.5%，2025年前两月继续保持26.3%的高速增长，产业集群综合排名居全国首位。京东方在合肥已形成“1+4+N+生态链”业务架构，其LCD液晶面板在整体及5大主流应用市场的出货量和出货面积连续多年保持全球首位。

集成电路产业：依托长鑫存储、晶合集成等龙头项目，吸引联发科等300余家企业落户。其中长鑫存储内存芯片项目总投资达1500亿元，由合肥产投与兆易创新合作启动，合肥市出资75%，兆易创新出资25%，填补了国内DRAM存储器芯片量产的“卡脖子”空白。

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战略投资蔚来、江淮等企业，集聚120余家上下游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入选国家首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试点城市”。2020年蔚来因补贴退坡陷入危机时，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注资70亿元助其渡过难关，如今已见证蔚来年销超9万台（如2024年）的奇迹。

资本招商的成效直接反映在城市综合实力上：2020年合肥GDP首次突破万亿，达10045.7亿元；2010-2020年十年间GDP增幅达272%，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仅次于贵阳；城市能级从“三线”跃升至“新一线”，完成了“量级”与“质量”的双重跨越。

二、合肥市以政府资本进行基金操盘的内在逻辑

合肥资本招商的核心，是构建了一套契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政府基金体系。与社会资本不同，合肥政府基金以“产业培育”为核心目标，兼具“撬动资源、引导方向、耐心陪伴”三大特质，在市场失灵领域精准补位。

（一）政府基金的三大核心特质

撬动：集中力量办大事

战略性新兴产业多为“重资产、长周期”领域，单个项目投资规模动辄百亿级。合肥政府基金通过“财政出资+社会资本募集”模式攻克重大项目：京东方10.5代线总投资400亿元，合肥财政出资180亿元并协调贷款撬动社会资本；长鑫存储总投资1500亿元，通过引入国家大基金等社会资本确保项目落地。合肥对京东方的“豪赌”，直接拉动了本地投资，加速了招商项目落户，提升了合肥在国内的战略地位。

引导：锚定产业主攻方向

合肥政府基金紧扣“芯屏汽合”等主导产业，引导资本向“投早、投小、投新”倾斜。针对早期科技企业设立天使基金，对成长成熟期企业通过母基金参股社会子基金，约定“返投本地”比例。如2022年联合新站区设立9亿元新站产业基金，6个月内投资15个项目，精准覆盖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产业链。

耐心：与企业同甘共苦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迭代快、市场不确定性高。合肥政府基金对投资回报、退出周期具有更高包容度：2022年昆山恒美光电因调试世界首条2.5米宽幅偏光片产线陷入资金困境，合肥及长丰县合计投资5700万美元，半年后企业实现盈利并随即在长丰投资20亿元建设PMMA膜材生产基地；对蔚来的投资从2020年危机时刻持续至今，陪伴企业从股价跌至1美元濒临退市到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军企业。

（二）“两头配置，中间引导”的基金定位

合肥政府基金聚焦“早期项目”与“重大项目”两大市场失灵领域，对成长成熟期项目以引导为主，形成精准定位。

早期项目：育种育苗破难题

通过政策体系支撑、天使基金操盘和制度创新护航三大举措破解早期科技企业融资难。合肥市天使投资基金规模居安徽首位，风险容忍度达40%，为全国最高水平；60%投资项目成立不满2年，85%为企业首轮投资。全国率先提出“尽职免责”制度，在尽调充分、程序合规前提下，投资损失不追究管理人责任，同时“让渡收益”——项目成功则将股权增值收益让渡给创业团队。

重大项目：抓住“牛鼻子”带集群

通过“直接投资+配套支持”招引龙头项目：累计向京东方系列项目投资超1000亿元，带动玻璃基板、偏光片、驱动芯片等配套企业落户，形成千亿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投资长鑫存储建成国内首条DRAM量产线，带动沛顿科技（存储封测）、鑫丰科技（配套材料）等上下游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

成长成熟期：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通过“做LP”放大资本效应，设立100亿元创投引导基金和200亿元高质量发展引导基金；通过“做GP”主动布局产业，截至2022年底打造总规模超3000亿元的“基金丛林”，累计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超1600亿元，带动项目总投资超5000亿元。

三、合肥在基金投资方面模式创新

合肥政府基金通过创新投资模式，确保“资金投在合肥、项目落在合肥、产业兴在合肥”，探索出覆盖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与迁移需求的五大投资路径。

（一）投资外地公司，推动总部迁址

针对一线城市溢出的优质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换取总部及上市主体迁址。如车载无线充电龙头有感科技获合肥投促基金领投8000万元、高新区跟投2000万元后，将总部从外地迁址合肥高新区，不仅带来核心技术，还带动车载无线充电产业链配套企业集聚；专注汽车AR-HUD的疆程科技获投1000万元后从深圳迁址合肥，填补了本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空白。

（二）反向吸收合并，确立合肥总部

对“外地母公司+合肥子公司”架构企业，投资子公司推动其反向吸收合并母公司。全球最大硅基OLED厂商视涯科技2017年落户合肥时总部在上海，2018年初合肥产投通过新站产业基金一期出资5000万元参与总部设立，后又通过二期基金投资2亿元确保项目推进，同时协调本地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融资租赁等服务。2019年企业按约定完成反向合并，合肥公司成为总部及上市主体，建成全球首条专注于12吋晶圆的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件生产线，具备每月9000片12吋晶圆投片的加工能力。

（三）分拆上市公司业务，落地合肥

针对上市公司拟独立发展的优质业务，投资推动分拆至合肥设立新公司。信创龙头卓怡恒通原为供应链上市公司怡亚通的子公司，2019年合肥产投与怡亚通磋商，推动其从上市公司剥离并迁址合肥，投资建设年产70万台国产计算机主板项目，2020年即实现盈利，成为国内信创主板领域的核心企业。

（四）投资母公司，撬动返投合肥

对总部难搬迁的外地母公司，通过投资换取其在合肥设生产/研发基地。昆山恒美光电在获得合肥投资后，不仅自身盈利，更带动产业链延伸；北京六分科技、泰瑞数创等企业在合肥投资后，均在合肥设立子公司，布局车联网、数字孪生等赛道。

（五）设立合资公司，加速项目落地

针对母公司投资流程复杂情况，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确保资金与项目落地。OLED材料龙头鼎材科技与合肥投促基金合作设立合资公司，建设量产基地为合肥维信诺生产线配套，成为国内唯一实现高世代线彩色光刻胶量产的本土企业，打破了国外企业在该领域的垄断。

四、合肥资本招商的九大成功经验

合肥以基金助力产业发展的成功，基于对产业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市场逻辑的尊重，沉淀出九大核心经验：

超前谋划：立足自身科教资源（中科大、中科院研究院所）与产业基础，提前布局长周期赛道。2008年投资京东方时国内显示产业尚处起步阶段，2016年投资长鑫存储时DRAM仍被国外企业垄断，正是这种“超前布局”让合肥在产业爆发期占据先机。

顶层规划：坚持“顶格推进、一任接着一任干”，从京东方到长鑫存储再到蔚来，多届政府持续投入不因换届而改变方向；明确“招引龙头—龙头牵引—产业配套—产业链布局—产业集聚”的清晰路径。

创新机制：通过“40%风险容忍”“尽职免责”“收益让渡”等制度设计，打消“不敢投、不愿投”的顾虑。正如合肥产投团队在尽调长鑫存储项目时展现的专业判断：“技术路线虽有风险，但值得一搏”。

精准选标：不唯“贵”而唯“适”，既投资京东方、长鑫存储等行业龙头“锦上添花”，更在企业低谷期“雪中送炭”（如蔚来、恒美光电），以合理成本获取产业资源。

专业运作：打造“懂产业、通资本”的专业团队，用“定增+债转股”等市场化工具实现政策性目标。对京东方采用的投资组合工具、对长鑫存储引入国家大基金的风险共担模式，均体现专业化运作水准。

差异定位：聚焦早期与重大项目，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成熟期项目，形成“政府补位、市场主导”格局，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长期陪伴：投资京东方16年（2008-2024）、长鑫存储8年、蔚来5年，以“耐心资本”陪伴企业跨越周期，这种长期主义是产业扎根的关键。

协同联动：通过“基金+基地”“投资+招商”模式实现市区两级联动，市级平台负责专业投资、产业研判，县区负责政策配套、落地服务，形成“1+1>2”的招商合力。

循环发展：通过上市、股权转让等方式退出，形成“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京东方6代线、8.5代线项目在完成投资退出时，合肥获得的收益约200亿元；长鑫存储B轮融资估值达750亿元，合肥产投股权大幅增值。

五、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出台后的一些个人思考

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正式施行与2025年国办1号文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招商引资进入“后优惠时代”。条例明确禁止无依据的税收优惠、差异化财政补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则要求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而《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更是直指“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鼓励取消注册地限制和返投比例要求。在传统优惠政策退场的背景下，合肥以基金为核心的产业培育模式如何适配新政要求，成为地方政府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政策合规性重构

新政下的基金招商首先需要完成合规性重塑。《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堵住了选择性补贴、定向优惠等传统招商路径，而国办1号文则明确政府投资基金应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市场力量难以触及的薄弱环节”，这与合肥早期通过基金培育京东方、长鑫存储等“卡脖子”项目的实践高度契合。合肥模式的可借鉴之处在于：其基金投资始终以产业价值创造为核心，而非简单的项目搬运——京东方项目带动形成从玻璃基板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长鑫存储则填补国内DRAM量产空白，这种“硬科技+全链条”的投资逻辑完全符合新政鼓励的“培育新质生产力”导向。

合规性转型的关键在于建立“去行政化”的基金运作机制。合肥通过“母基金+专业子基金”架构实现政企分离：市级母基金负责战略方向把控，具体投资决策由市场化团队执行，这种模式既避免了行政干预，又能确保资金投向符合产业规划。广东的实践进一步证明，将基金投资纳入招商引资绩效评价而非直接考核项目数量，能有效规避政策套利风险，这与国办1号文“发挥基金功能性作用”的要求一脉相承。

（二）合肥范式的进化

面对“取消注册地限制及返投比例”的新政要求，合肥模式需要从三个维度实现进化：

产业逻辑升级方面，合肥早期对京东方的投资虽带有“绑定本地生产”的诉求，但其核心逻辑始终围绕产业链构建。在新政背景下，这种逻辑可升级为“全国性产业链布局中的节点竞争”。正如国办1号文所强调的，政府投资基金应“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及科技创新，举全国之力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合肥可依托现有显示、集成电路等产业优势，通过基金参与全国性产业链投资，在开放协作中巩固自身节点地位，而非固守本地闭环。

运作机制创新上，合肥原有的“返投比例”约束需转向“产业生态贡献度”评估。可借鉴浙江新昌县的“基金+飞地”模式，在北上广深设立基金支点，通过投资全国优质项目反哺本地产业升级。新昌40亿元规模的基金通过“直投+基金”双轮联动，仅2024年就获得14个项目推荐，其中2个总投资12亿元的项目成功落地，这种“跳出本地招项目”的思路完全契合统一大市场要求。合肥的经验表明，基金招商的核心价值在于“以资本为纽带整合全国资源”，而非简单要求企业在本地设厂。

退出循环优化方面，合肥早年通过上市退出实现收益再投资的做法，在新政下更具示范意义。国办1号文鼓励“规范基金退出机制”，合肥可探索S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模式，通过转让存量股权实现资金回笼。合肥市共创接力基金已尝试认购苏州上实盛世园丰S基金份额，这种“存量盘活”方式既能提高资金周转率，又符合“全国资本流动”的政策导向。

（三）差异化适配策略

不同城市在新政下需根据自身禀赋调整基金招商策略，合肥经验的适配性呈现明显梯度特征：

省级政府应承担起区域基金统筹职责。国办1号文明确“省级政府要统筹管理本地区政府投资基金”，防止重复建设。可借鉴合肥“基金丛林”模式，建立覆盖早期、成长期的基金矩阵，但需避免同质化竞争。安徽省通过省级母基金联动各地市子基金的做法值得推广，既发挥了合肥的产业判断优势，又带动了皖北、皖西等地的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核心引领+多点支撑”的区域格局。

地级市需聚焦“产业链深耕”而非规模扩张。对于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市，可参考合肥投资长鑫存储的“补链强链”逻辑，围绕1-2个优势产业设立专项基金。广东某地级市通过国企收购上市公司、将并购企业情况纳入绩效考核的做法，既规避了直接补贴的合规风险，又实现了产业升级目标，这种“股权运作替代政策优惠”的思路具有普适性。但需注意控制基金规模，避免超越财政承受能力。

县级政府则应严守“严控新设基金”的政策红线。财政薄弱地区可借鉴共青城基金小镇的“轻资产服务模式”，通过提供注册便利、财税服务等配套，吸引基金管理人落户，以服务收益替代直接出资风险。共青城集聚6600多家投资机构的实践证明，没有强财政实力也能通过“基金生态服务”获得发展红利。对于确有出资能力的县区，应严格执行“提级审批”制度，避免盲目跟风设立产业基金。

财政薄弱地区的破局之道在于“轻量化起步+风险共担”。可设立1亿元-5000万元规模的种子基金，聚焦大学生创业、乡土人才项目等本地特色领域，参照合肥40%的风险容忍度设置合理容错机制。更关键的是引入“双GP”模式，与头部创投机构合作，由专业机构负责项目筛选，政府侧重政策配套，既降低投资风险，又符合“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新政精神。

（四）转型关键支撑

新政下基金招商的成功，最终依赖于系统性能力建设。从合肥及各地实践来看，需要构建三大支撑体系：

专业化运作机制是核心保障。合肥产投“懂产业、通资本”的团队特质，在新政下更显珍贵。国办1号文强调“发挥专业管理人作用”，地方政府应通过市场化招聘组建基金管理团队，建立“跟投机制”和“收益让渡”制度。产业链服务能力决定招商质量。新政下的招商竞争已从“政策优惠”转向“生态优势”，地方政府需围绕基金投资的项目，提供技术研发、市场对接、人才配套等增值服务。跨区域协同网络是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合肥可联合长三角城市发起“产业链基金联盟”，围绕集成电路、新能源等领域开展联合投资，既放大资本声量，又避免重复建设。这种“基金+产业”的区域协作模式，既符合国办1号文“举全国之力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也能为地方政府在公平竞争环境下赢得发展空间。

从合肥的实践来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非限制基金招商的“紧箍咒”，而是推动其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是将合肥经验中的“产业判断能力”“资本运作能力”“生态构建能力”与新政要求相结合，从“政策优惠比拼”转向“价值创造竞争”。无论是大城市的“基金丛林”、中小城市的“生态招商”，还是财政薄弱地区的“服务赋能”，都需要把握“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专业运作、风险可控”的基本原则，这正是合肥模式在新政下的核心启示。